一起阅读下《特朗普关税行政令原文》：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赋予我的总统权力，包括《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50 U.S.C. 1701 et seq.，简称IEEPA)、《国家紧急状态法》(50 U.S.C. 1601 et seq.，简称NEA)、经修订的1974年《贸易法》第604条(19 U.S.C. 2483)以及美国法典第3编第301条， 我，唐纳德·J·特朗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认为存在的潜在情况（包括我们双边贸易关系中缺乏互惠、关税税率及非关税壁垒的差异，以及美国贸易伙伴采取压制国内工资和消费的经济政策，这从大额且持续存在的年度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可见一斑）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了非同一般的、异常严重的威胁。这一威胁其全部或主要原因在美国境外，源于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基于此，我特此宣布针对该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025年1月20日，我签署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备忘录》，指示政府调查我国在商品贸易中长期而持续存在的巨额年度贸易逆差的原因，包括因该逆差而衍生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影响及风险，同时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审查和确认。 2025年2月13日，我签署了题为《互惠贸易和关税》的总统备忘录，要求进一步审查我们贸易伙伴的非互惠贸易行为，并指出这些非互惠行为与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 2025年4月1日，我收到了上述调查的最终结果，今天我将依据这些结果采取行动。 美国长期存在且持续扩大的年度商品贸易逆差导致了我国产业制造基础的空心化，阻碍了我们扩大先进国内制造能力的步伐，破坏了关键供应链，并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依赖于外国对手。这些巨大且持续的贸易逆差主要是由于我们双边贸易关系中缺乏互惠所致。这一点从各国间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存在的差异中可见一斑——这些差异使得美国制造商在海外市场销售产品变得困难；同时，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经济政策压低了国内工资和消费，从而抑制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同时人为强化了他们本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些情况共同催生了本命令旨在缓解和解决的国家紧急状态。 歷史背景 自1934年至今，美国贸易政策一直以互惠原则为核心。国会指示总统首先通过双边贸易协定，从主要贸易伙伴那里获得降低关税税率的互惠待遇，随后在全球贸易体系框架下进行。1934年至1945年间，行政部门谈判并签署了32项旨在互惠降关税的双边贸易协定；1947年至1994年之间，各国又经历了八轮谈判，形成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随后的七轮关税削减。 然而，尽管各方承诺遵循互惠原则，但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已变得极为不平衡，尤其是在近年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建立时存在三项错误假设： 1如果美国走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前列，其他国家必将效仿； 2此举最终会促进经济趋同，使美国贸易伙伴的国内消费水平靠近美国水平； 3因此，美国将不会出现大额且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 这一体系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协议和承诺，但这些并未换来应有的互惠，也未使外国经济体的国内消费普遍上升，从而导致了美国长期出现巨大且持续的年度商品贸易逆差，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特征。 简而言之，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同意在最惠国(MFN)基础上约束关税税率，向所有成员提供其最优惠税率，但他们并未同意以同样较低的水平约束税率或在互惠基础上设定税率。结果，美国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仅为3.3%，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而许多主要贸易伙伴（如巴西11.2%、中国7.5%、欧盟5%、印度17%及越南9.4%）的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明显更高。 此外，这些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掩盖了各经济体对特定产品适用的关税差异。例如，美国对乘用车（内燃机车型）进口征收2.5%的关税，而欧盟为10%、印度70%、中国15%。对于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美国实行0%关税，但印度等国则征收10%；巴西18%与印度尼西亚30%对乙醇的关税远高于美国的2.5%；生糙米在美国适用2.7%（按从价税算）的最惠国关税，而在印度则高达80%、马来西亚40%、土耳其平均31%；苹果在美国免税，但在土耳其和印度分别征收60.3%和50%的关税。 同样，非关税壁垒也剥夺了美国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的互惠准入权。2025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详细列举了美国各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设置的众多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因贸易伙伴而异，涵盖进口限制及许可限制、海关以及贸易便利化方面的不足、技术贸易壁垒（例如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或技术法规）、在未提升安全目标的前提下不合理限制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不充分的专利、版权、商业秘密与商标制度及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歧视性许可要求或监管标准、跨境数据流动障碍及数字产品贸易中的歧视性做法、投资壁垒、补贴、反竞争行为、偏袒国内国有企业、政府在保护劳工和环境标准方面的失职、贿赂及腐败。